有来无往。重承告示，发愤忘食，故略陈所怀，惟将军察焉。——这，便是颇为后世推重的滇文名篇《答雍阎书》。文风高古，义正辞严，其忠诚不夺之志，凛然难犯之色溢于言表。由于吕凯素来“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执忠绝域，十年有余”，并为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功勋，从而声名显天下。
蜀治建兴三年，请葛亮率军南征，节节胜利。大军尚在疾进途中，雍闿与其同谋越叛首高定发生火并并为其所杀，南中酋领孟获接过叛旗，继续作乱。武侯“七擒七纵”心战告捷，方知边郡永昌在叛潮汹涌的危境之中竟能始终孤悬汉帜并确保了一方平安，不禁由衷感叹：“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
遂十分倚重吕凯，并上奏刘禅，擢吕凯为新置之云南郡太守，封阳迁亭侯；王抗亦封亭侯，为永昌太守。武侯南征，是云南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他“攻心为上”、抚边恤民的良策的确在边地广布了福泽。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保山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有着“确切”遗迹可证的“孔明故事”。不过据史家考证，武侯南征，并末亲莅保山，而诸多有关孔明的遗迹、轶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其真正的“主人翁”不是武侯本人而是他所倚重的阳迁亭侯吕凯。
譬如，今保山城南有诸葛营”(又称汉营)、“诸葛堰”(俗称“大海子”)，其实前者极可能便是吕凯当年保境安民的驻军重地；后者则肯定是吕凯为发展生产“帅厉吏民”修筑的水利灌溉工程。再如有文献说，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这些善举，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实，亦当为吕氏所为。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汉时期，社会经济十分繁荣——汉庄乡汪官营发现的建于蜀汉延熙十六年及其前后的蜀汉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制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鸡、陶鸭、陶仓、陶灶等，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当时保山的社会生活风情：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们衣食足给，安居乐业。
这无疑折射着以吕凯为代表的良吏贤臣注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绩，同时也为吕凯的“恩威并著”于乡里作了个最为直观的注脚。吕凯当了首任云南郡太守后不久，被治下叛乱者所害。由于吕氏深孚民望，其“子孙世为永昌太守”
晋初。吕凯之子吕祥曾“献光珠五百斤”，官署南夷(晋置行政大区，辖域大体相当东汉时的永昌郡)校尉，并归本郡主政，“持节统兵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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