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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时，少不了对大明的孔夫子诋毁，为了表示与鄙俗断绝，他当众烧毁了《论语》以及孔子编纂的《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儒家经典书籍，此事在当地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duan”、“异类”，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他更加鲜明的诋毁孔夫子，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继续下去，这番举动引起了大明地方官员的不满，上报朝廷，朝廷一听那还了得，连至正先师都敢这么诋毁，眼里还有没有君父，若不加以惩治那还了得，当下便派了官儿来抓他，谁知他的运气极好，朝廷官儿到的时候，此地的民众，不堪大明凌辱多年，竟竖起了反明的大旗，比起诋毁孔夫子，叛乱显然要重要得多，当地官员不得不将抓捕的事情放下，应付村民叛乱一事，这算是救了他一命，按说吃一堑长一智，这些大逆不道的举动，不该再说，可沈傲不但没有收敛，越发觉得自己做得没错，旗帜更加鲜明的指责儒家是“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
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
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明朝的儒家好生指责了一番，这番言论立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被当做警示名言，人人背诵，人人传唱，以不读四书五经为荣，以焚烧儒家书籍为乐趣，人人奋勇抵抗明军，一时让当地大明官儿大为头疼，若说这些到也罢了，偏生他毫不避讳，也不知从哪儿弄了那么一篇自辩的言论，什么其性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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