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且是永远不会实现的那种。
这一点从朱棣下西洋就已经暴露了出来，永乐六年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十七年造宝船四十一艘，以补充船队。“府军卫卒赵旺等自西洋还……初旺等随太监洪保入西洋，舟败漂至卜国，随其国俗为僧。后颇闻其地近云南八百大甸，得间遂脱归。始西洋发碇时，舟中三百人，至卜国仅百人，至是十八年，惟旺等三人还。”
“后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然中国前后耗费亦不赀。其随行军士，或以舟败漂没异国，有十余年始得还者，什不存一二云。“这样的记载，前世资料不少，从这一点看，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鬼话，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大明的国力所致，永乐初年，郑和下西洋的花费，若超过了百分之五，朝廷就难以承担了，单说这一点，文官还不至于迎来这么多的骂声，下西洋最大的弊端在于由于郑和远航，藩国使节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出于外交礼仪又不能驱逐他们，只好被迫接受其商品并以支付大量“赏赐礼品”。这并不表明，郑和下西洋是为扩大贸易，实际上永乐六次下西洋，所能进行的贸易的确是很少，没有形成规模，而是为了远播大明王朝的威望。炫耀大明皇帝的权势与道德、携归新的贡物、唤醒旧有“番部”、展现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这才是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他们有时也将言行相结合，帮助效忠大明王朝的朝贡国驱逐篡权者，或者是消灭过分猖狂的海盗……”
“郑和等人以承认当地政权的合法性，尊重上天的愿望之办法，来鼓励朝贡国对明王朝的忠诚。为了维持诸多国家的“藩属”地位，郑和使用了两种办法：威慑和恩宠，即恩威并重。
威慑是以宝船船队的势力及其威严而实施的。恩宠是通过赏赐多种作为中华文明之象征物的礼品而体现的：丝绸、布匹、瓷器和漆器，甚至还有历书、绘画和经书。这些礼品都是当地原住民所钟爱的昂贵物品，如此一来，所得到了比输出的就多了，国力强大、君主强势的时候，这样的壮举还能支持，可一旦国力不待，壮举在文武百官看来，就是朝廷的负担了，所以朱棣刚死，文官就要求将下了六次西洋停止了，而且一停就是六年，在这六年里，无人再提起西洋，甚是满朝文武百官都忘记了昔日还有下西洋的壮举，若不是一个老太监还在坚持，他甚至相信，宣德六年还有一次壮举，但就是这样一次壮举，也是准备的十分仓促，此后大明将近两百年，再没有下西洋的壮举，虽说郑和下西洋的好处的确不少，可从宣德年仅一次的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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