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商人包税。宋代全国的商税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额，而且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四百万贯，宋仁宗时增加到二千二百万贯，这是北宋的最高颧。此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南宋时，各地商税岁入逐步增加。临安府在北宋熙宁十年是全国商税最多的城市，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宋咸淳年间，增加到四十二万贯。这还只是临安府“在城”的商税额。如果加上临安城外及所属各县的商税钱，宋孝宗淳熙年何共计一百零二万贯，儿乎达北宋景枯年间全国商税总额四百五十多万贯的四分之一。镇江府“在城”的商税，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二万五千多贯，南宋嘉定年间增加到七万四千多贯，咸淳年间增加到三十三万六千贯。“三人当中以为杨溥的学问最高，所以这些数字，杨荣并不以为是夸张的说法，事实上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宋代在商业上的确独树一帜。
见杨荣沉默，杨溥继续说道：“我做过统计，在宋代全国每年收入的商税一千万贯左右，按照“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四亿贯。北宋的户口最多为二千万户，如果每年的贸易总额为四亿贯，则每户参加商品交易的数额平均为二十贯，再看看我大明，疆域无疑是大于宋代，便是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可三十税一的税收，便是人口再多，耕地面积再大只怕我大明的户部也是年年够用，碰上好的年月到也罢了，一旦天灾**，北方战乱连绵的话，朝廷就拿不出银子来，没了银子，防御工事难以修建，黄河、运河难以修筑，将士们的粮草，武器难以及时，如何捍卫这个国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域。先帝将朝廷托付与我们，难道我们交给他的还是一个为了应付天灾**，应付蒙古人，需要削减开支，畏首畏尾的朝廷么！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先帝么，大明的税收之底，历代罕见，可即便如此，朝廷能收上的岁入也不过两百万，而这竟是百姓的极限，一旦加税收，农业必会破产，那时就是天下风起云涌了，所以，单靠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收入主要并非农业，而是商业……？“
杨荣心头一动，这一点他并不否认，宋代的繁华的确多半来自商业，否则每年的纳贡就不是天下百姓承担的？“
“既要兴盛商业，与下西洋有何干系？”杨荣觉得自己还是没找到事情的关键，继续追问。
“这个还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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