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家才是真正为国家前途而骂。至于其他大多数人，相似的言行，却有着本质上不同，说到底不过一只咬人的疯狗罢了！
这样隐喻的一番话儿，如眼力劲儿差了点，还以为人家在说狗呢，哪知道人家这是以狗来骂他们。
如今的言官虽说没有韩宜可，周观这样的大人物，但言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标准和条件自然有别于一般官吏。自洪武就定下了规矩，“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能成为言官，足以证明其本身才学就是大明最为优秀的官员，不仅如此，他们的政治素养、德行品格、学识经验、体貌年龄等方面，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入选言官者必须“身、言、书、判”都具备，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渊博的文化知识，善辩的口才，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年富力强、体貌端厚等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明代九成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还是成绩最好的，足见他们自身的本事并不小，因此曾鹤龄的这番指桑骂槐、马愉的隐喻，他们还是能看得出来，听得明白的。但有些事情，看得太明白，听得太清楚未必是件好事，就比如今日一早他们一个个气得面色铁青，大骂不止，就差没把翰林院那帮状元郎、庶吉士的祖宗问候几遍，有些气不过的言官，干脆就卷起了袖子，开始写起了文章来，放出话儿要狠狠将那帮天之骄子参上一本，好让他们知道知道怎么尊老爱幼。
哪知人家翰林院迅速做出了回应，且还是老把戏，以诗词歌赋，以典故、以隐喻骂人，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最狠的，也不知是谁引用了大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为反击，这诗儿就太过隐喻了，那帮可怜的言官，也不知哪儿出了毛病，竟一时没反应过来，愣是把这两句诗词当做了赞美，大感得意，最后还是那帮庶吉士亲自解说了一番，这帮言官才算是回过味儿来，那一张张的老脸登时白一阵，青一阵。
要说这隐喻也太狠了，谁都知道大诗人杜牧好手笔，语言清丽，情韵绵长，风调悠扬，在艺术上别具一格，若没有真本事，未必能体会其中含义，这两句诗词，其中的典故与南北朝时期南梁朝武帝萧衍有关，他虽然于治国上颇有建树，但是也因酷爱佛教而受到后世非议，并被冠之以“和尚皇帝”的称号。他在位后期，居然上演了几次到寺中出家的闹剧，甚至要大臣们用钱来赎，前后花费了四亿钱之多，由此朝政也渐渐荒废。杜牧生活的唐中期时代，也是佛教大发展甚至是恶性发展时期，因此杜牧本人对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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