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他明白这一点，这些年来，也一直这么做，自问才学、政务、军务上不如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登基之初，便将这等权力放手，以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自己按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自己进行“批朱”。
各种大事不必通过皇帝而可以下达全国，而皇帝也不必面对全国堆积如山的奏折，从而耽误了国事，从父王去世，到如今已有五年，五年里，他越发明白治国之道，治一个国家，靠着的不是皇帝，而是天下臣民，皇帝要做的不是什么要做，去管，去指手画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顺其自然、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当然了，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用圣贤的话儿说，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在他看来，历代明君中，唯有汉景帝，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算是做到了，至于自己，他自问做到了这一步，首先他将自己放在了一个最恰当的位置上，绝大多数时间配合大臣们的要求，自己绝对不去干预那些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那里面比他强的人多多了，比如怎么样搞政治，他肯定不如杨士奇，怎么样练兵，他肯定不如杨荣、就是道德上，他自问做不到孝，仁，礼，信，勤，义的道德典范，既做不到何不苦苦撑下去，弄得自己不痛快，群臣也不痛快呢，内阁和各部院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没有他事必躬亲，没有他指手画脚，也能照常运转。这五年的效果就很明显，父王留给自己的摊子，不能说差，但也绝说不上好，首先自己的几个叔父，个个图谋不轨，拥兵自重，不说江南的赋税，百姓的困苦，安南的战乱，北方边境鞑子的隐患，国家户部的困境，这哪一样都足够他累的，但他不累，事实上从登基之初，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人。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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