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河道，可以肆无忌惮的冲刷着苏州城的良田，一年又一年，等到苏州百姓已麻木的时候，河道才能勉强的疏通，这种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让杨峥有些难以接受。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说起来得怪老朱家，苏州自古繁荣之地，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造就了苏州在洪武后农业、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小镇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许多富人携带重金，积极从事商贸活动，于苏州而言，农业慢慢被商业所取代，加上老朱家怒其为张士诚守，”而没收的大批富户的田产，叫“抄没官田”，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赋额更高。令官田起科毎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毎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毎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毎亩一斗二升”。洪武以后，官田总数量极大地超过民田。到宣德年间，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十五分之一，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苏州一府六县的税额，就超过了浙江66县的税额。其实，无论是官田还是抄没官田，也还是租佃给农民耕种的。农民承担不了如此之高的赋税，纷纷逃离，以致大批土地抛荒，粮食减产，税赋无法足额征收，逋赋也就越来越严重，这样造成的后果，反而促进了苏州商业的繁荣，使得苏州依赖农业上越来越小，而对商业上越来越大，但老朱家对商业的认知不足，自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把商业税率定成三十税一，还特意规定官绅不必纳税，商业税如此之低，恒古未有，这让苏州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的田地，开始学着做生意，从永乐后期，苏州城内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经营各行各业，众多的小贩、货郎走街串巷叫卖，由于人口的增多，需求量变大，许多富商可算是日进斗金，豪门大户则是富得流油，可商业税就这么多，朝廷明明知道他们银子多，却因规矩，收不上大把的税收，这样的后果，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不满，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土地，而是将目光放入了日益繁荣的苏州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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