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商人没有话语权，即便是有苏州这样的一块商业风水宝地，蓬勃的工商业迟迟不能兴盛起来。
但不管承不承认，苏州的繁荣发达，靠的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就是这次的苏州危机，看似是来自粮食，实则是商业上的冲击，倘若不是粮食需求的转换，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纵然再来一场更大的大雪，也没他什么事，可一场大雪，愣是让苏州城混乱不堪，足以说明苏州的一切话语权牢牢的在豪门地主，公孙王侯的手中，他们利用手中大量的土地，可以掐死任何新生的商业力量，让一切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
但就此说苏州是豪门地主、王侯公孙控制的一团死水也不尽然，随着土地的大量兼并，在朝局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这个时候粮食就不再成为王侯公孙，豪门地主的唯一的经济依赖，事实上从宣德年后，苏州算是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不少郡县出现了双季稻，甚至广东、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今年的收成，或是市面上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良田，虽说他们不懂得市场这个幕后推手，但聪明的大明人还是会看到银子的去向，商业就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这一点从苏州开始改革种植农作物可以看得出，不仅仅是大户，就是寻常百姓在年月好的时候，粮食够吃的年月，也会在自家的田地上种上桑树，棉花，虽说面积小，但这种理念的转变，无疑最可贵的。
苏州地理位置好，先天性具备了商业的地理条件，随着永乐年的六次下西洋，苏州商业已日益成熟，缺少的只是继续呵护这股力量走下去而已，事实上明朝不是没有萌生这股商业力量，（《醒世恒言》）有这样一段描写：“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苏州地区，特别是盛泽镇丝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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