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之下，便很难获得超额利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本来与政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或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披上了封建官僚的外衣，很难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样的后果，使得大明的工商业更多依赖与官场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通过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获取利润最大化，因为太过依赖，造成了其商业资本不可能转化成工业资本或产业资本，也不可能推动技术创新，最终使中国在明代丧失了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眼下的苏州说工业革命尚且早了些，但难得是姗姗来迟的工商业总算与苏州的这场动乱之中，不断发展，力量虽小，但缓慢走了下来，这就好比是一颗处于摇篮中的萌芽，杨峥着实不想因为这场改革，死在摇篮之中，起了呵护之心，才与况钟有了今日这一番话，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来自二十一世纪，对于工商业对于一个国家的赋税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内心深处他甚至想大明会不会因为自己对商业上有所改变，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在赋税的收取上，不单单依赖在农业，也能在工商业上获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好处，财政彻底充盈起来。
看着况钟一脸的刚毅，便知今日的再难在这个问题上说下去，这个心意已决的汉子也绝不会停止丈量土地，事实上从杨峥保护工商业的出发点上看，苏州的确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土地兼并与商业固然有莫大的好处，但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字，而能让苏州迅速稳定下来，自然是安抚百姓，用况钟的话儿说，耕者有其田，百姓能不惧朝廷的赋税，而大户、富户则要好好打击，断绝他们骗吃骗喝的本色，这样一来，丈量土地让苏州土地合理化势在必行，同时在赋税上则需要，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要做到这两点，还真没有比自己的一条鞭法更为合适，但杨峥毕竟比况钟多了五百年的见识，至少在改革上他很清楚的了解这场变法的后果，好处其一，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在促进苏州的商业不是没有好处，但从坏处上看，一条鞭法的实施，不管杨峥愿不愿意都不可避免的触动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一旦处理不好，他担心刚刚从夹缝中展现出繁荣的商业萌芽，就此胎死腹中，要真是丈量土地不做也罢？“
这番心思，杨峥没说，况钟自是不从了解，但他也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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