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不仁义，天下都是这样。所以说是救弊。如果案子是争谁说得错，与其委屈乡官，不如委屈老百姓，这是为了让当官的体面。这么做看似不公平，实则是最公平的，苏州的权、势、财都在富户、大户手中，天下四得其三，贫苦百姓遇事唯一能靠的就是官府，倘若官府是一个愚蠢昏庸之人的官吏，百姓所以靠的官府，怕也没了保障，这时候他们只能自己解决，可面对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富户、大户，百姓根本无胜算，这里面固然有天下的不公，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没有认为的因素，吴中多刁民，性情凶顽好健讼，一
些刁民读书无望，便充当了讼师，其中的危害，况大人身为知府，平日里断案无数，比我可清楚多了？“
况钟点了点头，所谓的讼师，其实就是帮大户人家打官司的讼棍，朝廷断案看似简单，实则过程很复杂，寻常百姓，倘若要严格规定凡是诉讼活动都必须当事人自行进行诉讼活动，不得有代理人代为办理。除了妇女、老幼、现任或退休官员及士大夫，可以由家人代为出庭应诉，其他人一律都要亲自出庭。即使是请人书写诉状，代写人也不得对诉讼事实、情节有所加减。
从唐代时，对讼师多有约束，并专门设有“为人作辞牒”的律条：“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为人代写诉状要负担诬告反坐的刑事责任。而宋朝法律则直接规定代人诉讼为犯罪，景德二年诏规定：各类人物告讼与己无关的事就要处以决杖、“枷项令众”十日。经常为人告讼、情节严重的，要上报皇帝，决杖后配军籍。
除了直接替人诉讼外，向人传授诉讼的知识更被视为大罪，南宋绍兴十三年（敕规定：凡是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者，处杖一百。并允许告发。再犯者，不得因大赦减免刑罚，一律要“邻州编管”。从学者，各处杖八十。南宋有一本收录司法官员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书中专设“哗徒”、“把持”等门类，收集了不少惩治讼师的书判。大明延续前朝的规矩，专设“教唆词讼”条：凡教唆词讼、或者为别人写作词状时有增减情罪情况的，就要作为诬告罪处理。接受委托人财产酬谢的，计赃以受财枉法罪从重论处，处罚甚是严重，洪武时，讼师倒也安分守己，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早些年的约束，早已被人忘记，所以越来越多的讼师为报酬，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委托人想打赢官司他就有办法让他赢，想让人罪名成立他也有办法使人身败名裂。弄得苏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而且苏州讼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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