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家”，这就逐渐形成了
“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是最要不得，在土地可以买卖的影响下，不仅商人和高利贷者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通过
“力农致富”转化为地主的可能。这就使得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比欧洲通过分封和庇护占有土地的制度，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是
“富无三代”，大地主的不肖子孙可以把祖传家产荡尽。而一些封建官吏总是把他们贪污中饱的财货，用来置买田园，以为
“悠游林下”、
“贻荫子孙”之资。使得地主经济不断借助于政治势力自我重建，导致长期的相对的稳定，这也是为何资本主义萌芽萌发最早，却始终迈不进去，其原由商人想做富家翁，将积累的资本用在了土地上，从而导致了商业上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不是没有理由的。
杨峥执意改变这种观念，首先就得打破富户、大户、商人对土地的依赖，在气昔日千万亩良田一朝被退的情况下，那么意味着没了坐享其成的资格，同时也打破了地主，富户豪门这种界限，更大的意义在于，告诉苏州的商贾，田地再多也有收回的一天，真正的富家翁还不如自己实实在在多买卖来得实在。
其二，富户、大户经过多年吃地租，其手中资本相对比寻常商家还要雄厚一些，在没了土地这座金矿时，不得不谋取新的出路，而在获取财富上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一点杨峥有充分的自信，随着工商业的突出表现，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富商大贾，其地位更是显赫，从而社会上鄙视商贾的因袭传统观念开始有所动摇。
北宋官吏从事经商活动，以牟取利益者颇不乏人。《东京梦华录》卷三
“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云：“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足证其时官员们借往返京师的机会，贩运商货，以牟利益。此外，甚至连道士、尼姑亦有从事于商业活动的。
同书同卷
“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说：“出梁门西去，街北建隆观，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又如
“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也说到寺内两廊
“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之类”。这些都是北宋商人地位提高后，社会上鄙视商贾的传统思想开始动摇的明证。
明朝虽不至于这么疯狂，但各地的商帮兴起，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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