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到了阁臣身上，内阁的权利日渐壮大，皇帝就开始不放心了，因为随着文官日益成熟，内阁的作用也就越大来越大，虽无宰相之名，却又宰相之实，甚至不少时候他们都敢于挑战皇权，皇帝毕竟是孤家寡人，面对天下文官的时候，毕竟是底气不足，思来想去只有两条法子，一是拉拢太监牵制文官，太监自永乐后，实力一直在膨胀，朝廷定制为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十二监是十二个宦官领掌的内侍衙门，各置太监一员，下面还有其他品级的宦官。因为内侍衙门称“监”，其长称为太监，其中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置，居内务府十二监之首，二十四衙门之一。司礼监由太监掌管，在明初并没有太大的权力，而且受到限制。朱元璋曾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并规定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然而，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至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大权独擅。用太监牵制文官是可以，但国家还要治理，在治理国家上说到底靠的还是内阁，没有内阁的‘票拟’，许多国家大事，太监根本拿不出章程来，所以从根本上说，朝廷离不开内阁，皇帝想要治理江山，打造一个太平盛世，从骨子里是离不开内阁的，但内阁的权势增大，又让皇帝不安心，在太监的唆使下，有意走回洪武时的老路子，可这路子看看是不错，到头来累的还是自己，因此这两个法子，其实都不怎么样，皇帝的心思也只是顺带敲打敲打内阁，真要恢复洪武旧制，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皇帝自己。
看明白了这一点，杨峥心里有了计较，这事儿看似是来寻自己说话，实则皇帝心头已有了计较，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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