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学正曾秉正上言：“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朱元璋阅后大喜，将曾秉正提拔为思文监丞。虽然在建国之初，朱元璋碍于天下尚未安定，采取了打拉两手的，对停止与中国的对抗的异族是准备以同化方式解决的，但这种方式并没有很好的延续下来，一旦局面稳定，国策基本上是打压，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婚姻嫁娶上也做出了巨大的限制，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除非汉族人不与回回通婚，回回才可以自相嫁取，否则就要为奴。这种强制同化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汉族人的血统观很强，良家大姓一般都不愿意与异族通婚，所以不少少数民族们往往通过与贫贱出身的汉族相嫁娶，以此使其能汉化，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不少民族混入了不少汉族血统，但并没有使其真正汉化，也没有起到这一政策削弱瓦解蒙古族群的初衷，并且这种国策随着朱元璋政权的巩固，对蒙元所遗的皇族以及蒙古人和回回色目人的清算逐渐展开。明朝的“胡蓝之狱”，尤其是蓝玉一案，之所以牵扯面如此之大，固然有明太祖铲除不法功臣的原因，但也未必不是借鸡生蛋处置降附军中的蒙古和色目人的一个契机。经此一狱，军队中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基本被清洗殆尽，与唐朝宽容的民族政策可谓是大不相同。
其次，是在手段上，李唐采用三条较为柔和的政策：其一、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少数民族首领为妻，如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其二、羁縻政策，把少数民族首领任命为羁縻府州长官委任管理，如唐高宗在突厥故地设立瀚海都护府；其三、岁赐政策，赏赐给少数民族大量金银财帛，如唐肃宗允许回纥取走被安史叛军占领的洛阳城内的金银财帛，开放而柔和的政策，加上大唐强大的军事势力，造就了一个辉煌而稳定的大唐。
与大唐相比，大明的缔造者朱元璋自登基之初，就走上了一条与唐朝相反的民族策略，如果去看明朝战史，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面临的情况有多么危急，都绝不用女人换取和平，绝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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