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害国殃民之为，为千古可耻，万民怨恨了，所以秦后，汉吸取了前朝的经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在“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势下，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圣贤道德、孝悌友爱对社会失去规范力量，不足以对国事的运行发挥支撑稳固作用，因而对各个诸侯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可一旦天下一统，儒家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从而达到江山的稳定，说到底是百姓的稳定，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诸侯争霸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但儒家许多道德理念非但百姓做不到，就是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也难以实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不切实际，经过无数能臣的感悟，最终确定了外儒内法，表面仁义道德，其实都是法术权势相结合的手段了。这个问题，历朝历代皇帝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于明说而言。
对于二皇子的询问，王振倒也没有藏私的念头，走到二皇子面前，道：“这个很简单，以儒家仁义为心，以法家刑罚为骨，在铺一道家无为而治，便能达到帝王驾驭百官，驾驭百姓的手段了，奴婢以为这才是最精妙的帝王之术？”怕太子与二皇子不明白，王振还特意说了一段汉代皇帝对此的看法，当初汉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元帝）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就是说，汉代一方面是打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惩罚了，可以说在君王治理国家上，这个帝王之术就较宇文泰与苏大人的什么以反治反有用的多了。
二皇子与太子年纪终究是小了许多，对于王先生今日所授的最生动，最有水准的一课，尚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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