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一直都存在着严重的逃兵问题，特别是在北宋中期以后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其中以缘边地区为甚。
所谓的缘边地区其实就是指边疆地带，陕西河北一带历来是逃兵的重灾区，哪怕是强如陕西六路的西军，他们的逃兵风气甚至更为严重。
虽然单庭珪和魏定国自诩对将士不错，但是真打起仗来他们心里还是没谱，实在是逃兵这个问题太棘手了，朝廷为处理逃兵这一难题，制定了名类繁多的“逃亡法”以及所谓的“赏罚之格”，将军队将领的政治前途、经济利益与所部的逃兵问题挂钩。
一旦朝廷知道某地有士兵大规模逃亡，首先受到惩罚的不是那些士兵，而是主管将官。
逃亡的士兵后续在受到一些象征性的惩罚后，顶多处死几个“首恶”，余者都可以大摇大摆重新回来吃粮当兵，但是将官可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单庭珪和魏定国根本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他俩可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
整整开了一下午的会，敲定完防范军士溃逃这一要事后，帐外已经夜色垂暮，单庭珪和魏定国匆匆用了一顿军营的大锅饭，便在军营权且歇息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他俩便回到了凌州监押司，焦急地等待着宣命使者以及符契的到来。
按照朝廷法制，仅仅有调兵故牒还是无法真正调动军队的，调兵故牒只相当于后世的预通知，在军队正式开拔之前，还需要经历重要的一关——核验符契。
没有相应的符契，单庭珪和魏定国不仅没法去本州的甲仗库申领军械盔甲，也没法在本州的粮仓调取军粮，更不可能将麾下的部队带出讯地（注1）。
因为军法里明明白白写着：“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者，斩(不即发，谓出军临阵之时)。若寻常抽发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虽得符契，不依次第及宣命文牒相副而辄发者，亦斩”
“符契”是宋代调兵兵符的总称，实际上“符”指的是皇帝和枢密院直接点兵时所用的兵符，而“契”则指的是地方上的军事主官向下边发出调兵命令的兵符。
二者不仅仅是称呼是有所区别，形制、字体和效力上也都迥异。
“符”为虎豹形，刻有篆字，一般用于三百人以上的禁军调动。“契”为鱼形，刻有繁体字，地方上凡有百人以上军事调动都要用“契”来验证。
这一等，就从天色初亮一直等到了日上三竿，不光单庭珪和魏定国急得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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