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整体税收数字，还是十分可观的。
万历十五年，大明的总税田是七亿零一百万亩，总田赋是二千六百六十九万石。到了崇祯十四年，因为三饷的加派，征收的税收更多。即便是按照万历十五年的田赋数字，按崇祯十四年的粮价，崇祯朝每年的总税收也至少有六千六百七十二万两银子。
这个数字看上去十分惊人，似乎足够大明朝招募兵马平贼却奴，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征收的田赋并不全部缴入国库。
明代各地的田赋可分为两类；其一，起运；其二，存留。“省直银粮，名色虽不一，大约田赋、均徭二项，不离起解、存留两款”。所谓起运，就是运到中央政府或其他省的府、州、县或各边镇、都司、卫所等军事区域的部分。存留就是留供本地开销的部分。
地方上收取的大量税收是直接供给给卫所、都司和地方衙门的消耗，真正上缴给国库的，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一年不过几百万两。如嘉靖二十八年，国库“太仓库”岁入不过三百九十五万两。正因为如此，天子朱由检才如此缺钱，要不断加征税银。
但对于在地方上征税的李植来说，这庞大的税收基数是个好事情。他稍微增加二成田赋，就能得到很大的收益。
增加二成田赋后，李植每年可以多得折色银三十一万五千两，得本色田赋六万三千石。按现在粮食市价，六万三千石本色麦子相当于十五万七千两银子。加上折色，李植一年可以从天津新税制上赚取四十七万二千两银子。就算刨去一千多名税务人员的开支，还有四十万两净赚。
李植得知自己的征税方法可以为自己赚四十多万两银子，十分高兴。
李植心情愉快地带着谢良友和两百亲卫来到了曹姓缙绅家，收取新税制下的第一笔税银。
曹姓缙绅没有反抗李植的意思。李植在天津大开杀戒杀了那么多官员，天津的地主们哪里还敢和李植作对？虽然交纳赋税很可能让奸猾下人带着投献来的田地离开。但是银两田地毕竟是身外之物，此时还是顺从兴国伯的新税制，保住性命为上。
曹姓缙绅家里有旱田一千七百三十一亩，如今李植均平田赋，他每亩地每年要交纳七升一合的田赋，一千多亩地合计交纳一百二十三石麦子。
曹姓缙绅乖乖地从粮仓里取出一百多石麦子，交给了李植的税务官。
李植成功地收取了第一笔田赋，正要离开曹姓缙绅家里，却突然看到一个亲卫跑了过来，大声说道：“伯爷，外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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