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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层也正是看到了这些国企改革的热点事件，所以说这些年一直在给国企松绑放权，然而带来的结果却收效甚微，国营企业家们仍在嚷嚷权力太小，他们想要的那种纯粹的自由，其实是和当前国家体制完全背道而驰的，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现如今国企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至，这就让国营企业处境更为艰难，事实上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国营企业面临破产，但是靠着国家财政的输血，依然能勉强维持不倒闭，但实际上气数已尽，完全没有挽救的价值。
另外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上，国家决策层也开始有了松动，先前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国家只要抓住少数，关键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会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企业。
周叔莲的观点得到了决策层的赞赏，很明显，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国家对一些中小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以看作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家已经可以允许一些中小型的国企进行私有化的改制。
不过在1993年，这种战略思想刚刚萌生，还远远没有发展出成型的格局和娴熟的掌控艺术，只是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那些没有优势的国营企业开始被“放掉”，过去被禁止的改革，现在得到了默许和尝试，当地的政府也为这种私有化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很快，在广东第1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在经历了几年的思想解放之后，当了数10年主人翁的工人，开始接受自己不在于企业“共存亡”的现实。
去年年底的时候，边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才掉了1000名职工，其中330名选择与工人彻底分手，工厂根据他们的工作时间给予每年1300元的“工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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