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壶热茶上來，关切的帮丈夫揉着肩膀，问道：“怎么，写不出來。”
郑泽如将笔一摔，拍着脑袋道：“字斟句酌，还是无法下笔，无法下笔啊。”
潘欣道：“向中央表明态度就是，和饶漱石划清界限。”
郑泽如又点了一支烟苦笑道：“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党的内部斗争向來是血腥残酷的，稍有不慎就会把政治生命乃至**生命葬送，我死无所谓，你和孩子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说着怜惜的摸着潘欣微微隆起的肚子，郑书记和潘欣的爱情结晶就要降生了，这是郑泽如第三个孩子，他还记得，第一个孩子生于1930年，刚生下不久就发现残疾，被自己逼着当时的妻子红玉拿去卖了，卖了到底二百还是三百块钱已经淡忘，这笔钱被用來做印刷经费了，这孩子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四岁的青年了，兴许已经结婚生子了。
第二个孩子还是红玉生的，生于1938年抗战最激烈时的北泰市政厅地下防空洞，起名王北泰，算起來这孩子也有十六岁了，该上高中了，自己一直沒怎么关心过红玉娘俩，每每午夜梦回，总会内疚一番。
想到孩子，郑泽如的斗志又旺盛起來，他重新起草，笔走龙蛇，洋洋洒洒数千字，对饶漱石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期间的一些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检举揭发，同时也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深刻反省。
这封信送到中央之后，郑泽如就忐忑不安起來，仿佛等候判决的犯人。
幸运的是，郑泽如沒有遭到任何处理，依然当他的省委书记，他如释重负，心情大好，通过在京好友叶雪峰打听情况，得知自己这回过关竟然多亏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这个人就是徐庭戈。
原來在镇反期间，华东局在饶漱石的领导下沒有和中央保持一致，杀的人太少，引起主席的强烈不满，而江东省的镇反工作具体操作人是徐庭戈，他杀起人來大刀阔斧，一天枪毙几十上百个从不手软，雷厉风行的手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江东和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从而郑泽如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郑泽如在“高饶事件”的风波中过关，过了两个月，他的第三个孩子也在省第一医院降生了，是个健康的男孩，郑泽如给儿子取名为“郑杰夫。”
孩子在怀里哇哇直哭，郑泽如娴熟的哄着，护士打趣道：“郑书记，看您的样子可不是第一回当爹了。”
郑泽如叹口气：“是啊，战争岁月里我就当过父亲，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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