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在西方的商场里，德日制造在中国的工厂里，美国制造在中国的实验室里。”
这样的调侃，多少令人尴尬。
2009年，北京大学曾做过一个调研，结论是：“过去20年，我国科学仪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逐步拉大。”
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重大专项，加码投入，不少仪器公司也在崛起。
2006年，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第一台质谱仪，吹响中国科学仪器迈向高端的冲锋号。
被Illumina卡脖子的华大基因，也知耻后勇，通过自研和收购海外技术，跻身全球三家可量产临床级别基因测序仪的公司之一。
魔都联影医疗更是推出种花家首台超高场动物磁共振系统，打破GPS长达30年的垄断。
尽管如此，在高端仪器方面，国内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另一方面，Ronald年龄50+，都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做实验，而像国内，在Ronald这个年龄的教授，很少会自己动手做实验了。
就比如魏兴思，回国后只有在最开始把各项实验技能教给了吴菲菲、陈婉清、段云和田晴，之后就是在幕后指挥，不再亲自做实验了。
大多数比较拼的，都是一些年轻的青椒学者，因为有类似“非升即走”的条款约束着。
横向对比科研圈内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头部科研工作者，给许秋的主观感觉就是：
老外相对更热爱科研一些，更多的是把科研当成事业，而国内的科研工作者，更多是把科研当做一份比较稳定的“铁饭碗”工作。
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工作，定位不同，投入的精力自然就不同。
“事业”类似于自己当老板，“工作”相当于是给其他人打工。
当老板的时候，可能会看重公司的长期发展，而给其他人打工呢，多半只想着怎么多挣些钱，理想抱负什么的，那都是画出来的大饼。
就比如，千度变成现在被人人喊打的样子，创始人肯定是难逃其咎，但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创始人愿意看到的吗？其实也未必。
当一个企业膨胀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创始人可能已经很难实际控制整个公司了。
一方面，是资本对人的异化作用，让人过分去追逐超额的回报。
另一方面，负责具体事务的人都是中层员工，中层员工要是联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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