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亨德尔曼先生，希望您能尽快返回巴达维亚，向贵公司上层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粮食方面，我们是敞开采购的，这一点不要有任何疑义，为此我们可以签署为期三年的供货合同，价格方面也尽量做到双方都能满意。”胶州城内，梁向俭、廖逍遥二人代表登莱开拓队，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务代表亨德尔曼说道。
亨德尔曼已经在胶州待了一段时日了，对如今东岸人对粮食的渴求程度非常了解，他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巨大利润，明白对于改善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结构非常关键，因此他本人对此是持赞成态度的，更别提亨德尔曼一直是东印度公司内部新贸易体系的鼓吹者之一了。
而所谓的新贸易体系，其实是相对于旧的欧洲中心主义——该主义将欧洲市场视为主要利润来源，目前仍然是东印度公司的主流贸易思想——而提出的。新贸易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以东方及印度洋贸易为核心，说白了其实就是亚洲贸易为核心，这在四十年前一度达到了鼎盛，当时设在波斯、印度、东印度群岛、台湾、日本等地的商站每年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利润。尤其是台湾商站，最多时提供了公司超过三分之一的利润来源，给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贸易提供了充足的现金流。
在那个新贸易体系的黄金年代，东非的象牙、皮革、黄金、犀牛角等商品，被大量输送到西亚、印度乃至中国；西亚的牲畜、马匹、干果、毛毯被输入到印度；印度的日用品、纺织品、香水、宝石被输入到东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的香料、檀香、龙涎香等特产被输入到中国；最后，中国（包括台湾）的茶叶、丝绸、瓷器、蔗糖被输入到西亚、东印度群岛。甚至于，他们还开发了一些短途贸易，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比如越南和日本之间的钱币贸易、比如东印度群岛和缅甸、泰国等地的粮食贸易等等。
以上这些贸易规模颇为不小，且多在亚洲内部之间进行贸易，与欧洲无干，却为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更妙的是，这些贸易很多时候都无需动用东印度公司的大船，而只需要动用他们那数量庞大的近海小船（多为公司雇佣的马来水手操纵），这无疑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无需投资太多，却能获得大笔利润，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只不过，后来随着英国海上势力在阿拉伯海和印度的崛起，以及东岸人在西印度洋一带的扩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新贸易体系”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图莱尔、霍尔木兹、亚丁等地的商站陆续关闭后，印度洋的贸易除了波斯之外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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