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为人民谋幸福的权利，因此君权必须要加以限制。
东岸人的无君制度固然有重大缺陷，因为国家没有精神支柱，但却也没有绝对君主制度的种种弊端，总体而言是非常先进的。而且，他们的政府官员——哪怕是高级家庭出身的——必须先在基层做出成绩证明自己，然后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相反，在法国，除了教会系统的官员经历过这种类似的模式外，贵族官员成年后就有可能被授予重要职务，哪怕他们对此毫无经验。在联合省，夸夸其谈的议员们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他们只需在神学和商业辩论中击败其他人，就可以担任重要职务，哪怕他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自己。
费奈隆本身受益于目前这种体制，但他又反对这种体制。只可惜他的思想太激进了，在很多人看来过于惊世骇俗，因此他只能将这些东西深埋于心底，表面上驯服地继续服务于现有体制。
“已经有好几千滞留在南尼德兰的胡格诺教徒前往休达港了。”费奈隆看着老迈的波舒哀主教，小心翼翼地说道：“他们似乎嗅到了战争的味道，因此急于离开南尼德兰。”
“这些人总是这么机灵。”波舒哀也叹了口气。虽然一直在打击胡格诺教徒，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异端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能力。当年废除《南特敕令》后，卡昂丧失了全部的纺织机，里昂和图尔丧失了四分之三的纺织机，昂古姆瓦60家造纸厂倒闭到只剩16家，商业重镇梅济耶尔109家商铺倒闭了101家，图尔400家制革厂只剩下了54家，马赛、波尔多等商业港口也受到重创，法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
而这些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到南尼德兰、联合省、德意志、英格兰重新办厂，生产出大量当地原本从法国进口的商品。科尔贝尔一手建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崩塌，法国政府的工业收入锐减，财政上不得不陷入了高利贷商人的圈套，极为艰难。
有些时候，波舒哀都奇怪为何天主教徒就不能拥有如此出众的经济才能呢？难道离开了新教徒，法兰西就只能依靠那些吸血为生的犹太商人了吗？为什么同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在经济上那么成功？他们的商人精明能干，他们的工匠心灵手巧，他们的学者多才多艺，甚至在他们接触东岸人之前就已经闻名于整个欧洲，他们为什么能如此成功？
路易十四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波舒哀没有结论，只能将其解释为东岸人对意大利巨大的帮助。但东岸人那套法兰西是学不来的，也不能学，因此只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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