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田拿到了刊登寻人启事人的名字，这个名字肯定是假的，因为寻人启事上的署名，是：弟仓科健。
如果是信号，他们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实名字来刊登。
“老袁，特高课的石田来了。”
翁老师来到袁易达办公室，昨天特高课便来了人，翻看他们的旧报纸，翁老师便感觉到有点不对。
今天情报组长亲自过来，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他来做什么？”
袁易达立刻问，特高课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别是石田，他可是情报组长，他亲自过来，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来问刊登那则寻人启事的人，昨天特高课的人过来，应该也是在查这则寻人启事。”
翁老师回道，这则寻人启事，他们早就关注过。
他们是情报部门，一个日本人长期来登报发相同内容的寻人启事，名字又那么古怪，袁易达不可能不在意。
早在一年多前，他便知道了野原的真实身份。
那时候野原刚刚发展两名同志，三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袁易达发现他们是日本红党后，将此事做过上报。
因为对方不止一人，而且是日红的身份，上面和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他们认为这是日红在上海的潜伏人员，在日本红党没有和他们主动联系之前，他们没必要要和对方接触。
更何况袁易达身份特殊，不可能去和他们联络。
当初袁易达是直接汇报调查出的结果，过程一笔带过，他查明了真相，没必要说那么细。
柯公并不清楚寻人启事的具体内容，日本方面请他们调查后，顺势让上海的组织来做这件事。
对寻人启事的作用，袁易达也做出了推断。
他认为，日本的同志是用寻人启事来寻找失联的同志，但他被野原和同志一起开会学习的现象所迷惑，没想到他才是失联的那个。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日本方面从没有给他们说过，上海有他们失联的同志。
若是早点知道，袁易达肯定能判断出真相。
“野原暴露了。”
袁易达眉头紧皱，野原是红党，他发现对方的身份后便没有问过。
日本红党和中国红党的关系是不错，但毕竟是两个国家，比两个部门的距离还要远。
但只要是红党，那就是自己的同志。
“马上给老家汇报，询问老家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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