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果。
虽然刘钰认为琉球的军港，在大顺拿到北海道、南洋之后，就是个鸡肋，但考虑到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准，也算是一个保底的退路，花点钱就花点钱吧。
第三项请求大顺出兵，就算是为对倭开战一事定下了基调。将来要战争赔款，那也是替琉球要的。
此事，大局已定。
这一次故意把仪仗摆在了正阳门，允许百姓旁观，就是因为李淦受不了朝廷的廷议了，直接当着百姓的面，借着天朝的自豪感，直接宣布对倭开战。
谁要反对，谁就要冒着被百姓戳脊梁骨说是窝囊废的风险。
虽然明知道这么搞是没有退路的，将来一旦怂了，就会遭到极大的反噬。
但李淦想的可不仅仅是日本的事。
对日开战，就算朝中有反对的，也完全可以压住。
日本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天朝颜面全无被骗了一百多年，琉球王哭着来京算作被迫告御状，就算又反对声也不成气候。
可是将来下南洋，那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名正言顺了。
放任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的华人之后再动手，有一利一弊。
利是，朝中反对的声音能够被压服，名正言顺，谁反对就把谁头上扣个大帽子。
弊是，杀完人再动手，将来在南洋立足经营就很不利。
问题是，刘钰判断，照南洋的蔗糖贸易和畸形的种植园经济，荷兰人最晚在两年之内就必然要动手。
这是经济规律，是无法扭转的。
而两年之内，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时机，所以这一次要拖下去，默许荷兰将巴达维亚的华人迁到别处，大顺对此可以表示认可。
如果这件事认可了，将来动手的话，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极大。认可荷兰对南洋华人的迁徙、甚至派人去监督，那似乎就等同于认可了荷兰在南洋的统治，到时候又不屠杀，似也师出无名。
南洋太远，攻之无利，地主阶级的文官得不到利，反而会助长一批特殊的军功阶层；香料贸易，很可能被皇帝内帑垄断，被人眼馋却分不到，那就等于无利益。
反对恐怕是必然的。
预想到将来的事，李淦觉得有必要提前准备准备，等到将来机会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这样的办法，将民众的舆论煽动起来，给反对派施压。
大顺控制不了江南儒林的舆论，但却可以试着控制京城的。
这一次既是尝试，以为南洋；又不仅仅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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