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就是城外这些华人的吃饭问题。
“这样吧，我把产业卖一卖，总还能维系一段时间。我再找人和城里的人谈谈，让他们和荷兰人谈谈，或是接济接济，出几个钱。”
一说这话，黄班以及黄班手底下的一群汉子都笑了出来。
“城里那群人靠得住？怀观兄弟还指望他们呢？”
他们和城里的高等华人，不是一类人。
城里的高等华人可以和荷兰人谈笑风生，有正当的产业，或是包税、或是承包专营总还能交得起那两个银币的丁税。
城外的华人许多就是一群奴工，历史上荷兰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后，成立了对华贸易委员会，直接与满清在广东交易，巴达维亚中转港的优势地位渐渐消失，一些船主去巴达维亚赚钱的营生，就是运送福建契约奴，要不也得空船去。
城里城外，两边的心思根本就不一样，劲儿也使不到一处去。
站在城里华人的角度，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甲必丹、雷珍兰、糖厂承包者、富商、包税人、放贷者。
他们也不希望城外的华人起义。
一则两边的阶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悲欢并不相通。
二则城里的华人作为经营者，城外的暴乱也会影响他们的产业。
三则他们一直试图融入荷兰的统治阶层，一个稳定的荷兰殖民政府，有助于他们的产业和利润增长。
四则就是担心城外的华人起义，他们会受到牵连，导致觊觎他们产业金银的荷兰人，趁机把他们流放，把金银吞掉。
第二类，是小手工业者。
比如厨师、开饭馆的、做小生意、货郎、磨剪子戗菜刀补锅的手艺人等等。
他们完全是骑墙看的态度。
如果起义成功，或者迫使荷兰人接受了条件，废除了人头税，当然是好事。
他们也得缴纳人头税，若能城外那些人死一些人，流一些血，他们也能跟着沾光，当然是好事。
如果起义失败，按他们想，荷兰人也不会为难他们。
因为巴达维亚除了大宗的海运贸易、和公司垄断经营的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华人撑起来了巴达维亚作为一个城市的繁荣。
没了他们，不但公司每年要少收几十万银币的税，而且巴达维亚也就瘫痪了。
而且因为荷兰人的殖民政策，这些小手工业者对荷兰人的恨意，其实在他们头顶的华人包税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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