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活不下去造反对不对？当然对，不然大顺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李家就是一群反贼了。
但是，具体到大顺这边的起义，那就要具体来说。大顺也不多个蛋，农民起义当然是有的，抽象的肯定之余，具体必然是否定的，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凌迟的也一样不手软。
汉文帝时候，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可以不争论。可大顺这时候儒家已经成为唯一的思想，那就只好搞这种抽象具体的双标。
问题是这里是南洋，不是大顺。华人造反，皇帝手里有海军，自信将来控得住，这时候自然肯定是要先问一问巴达维亚政府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以至于同舟皆敌？
这话还是在天朝的那一套框架内说的，连富光等人听得懂，也觉得这么问很正常，甚至正常的思维都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一套框架，历朝历代说都没啥问题，只要控制在“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角度上，各朝对“鼓动造反”的书、戏文一般都是相对宽容的。
但宽容的前提，是不能触动制度本身，是要在制度框架内，适当允许杀个贪官污吏，等着青天大老爷或者钦差大人来查案。
反框架本身，不允许。在框架之内追求框架内的正义，允许。毕竟陈涉还是《世家》、黄巢也有《列传》，这属于官方认可的王侯将相级别。
史世用本就不是科举出身的，也不是读过太多书的，今日来听到城外有人起事还干掉了十几个荷兰人，内心自是赞许这群人果然有种。
瓦尔克尼尔只好解释了一下，说这是征收人头税引起的。
史世用哈哈一笑，和身边的人道：“我读书少，倒是想起了一段戏文。”
随后笑着念白道：“我来问你：这渔税银子，可有圣上的旨意？”
跟在他身后的副手也不是读多少圣贤书的，这年月也没太多的娱乐活动，这种经典曲目，当真如同样板戏一样印在骨子里的记忆，下意识地接道：“没有。”
“户政府的公文？”
“也没有。”
“凭着何来？”
“本县太爷当堂所断。”
“敢是吴志球那厮？”
“要你叫太爷！”
“吊！你回去对他言讲：渔税银子，免了便罢……”
“要是不免？”
“大街之上，撞着于俺，俺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泡烧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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