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城中的近万华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年对他们的意义了，更不会知道可悲的人性会怎样经不起诱惑，一个一起吃饭喝酒的邻居，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棍子打死自己，只为了一头猪。
城里的近万华人也不会知道，原本历史上，拉杆子起事的那群人，反倒存活率更高一些。
有跑到山区的、有去婆罗洲成事的，也有继续斗争掀起华人和爪哇联合大起义的。
从巴达维亚转战中爪哇、东爪哇，坚持斗争到三年后，荷兰发现没有华人巴达维亚就是一座死城，不得不又重新引入华人。
最终起义军的许多人存活了下来，在东爪哇扎根。
而城内观望的、听从甲必丹命令的、关闭门窗不出来的，却几乎被屠戮殆尽。
事后，一些城内幸存的人，恨极了城外的起义者，认为如果不是他们起义，自己也不会被屠杀。
或者，逃回广东的一个名叫林恒泰的商人，评价道：“对此应该负责的，是巴达维亚的野蛮的总督，而实际上，这种行径是连荷兰国王也一定认为是过分的”。哪怕经历了这样的事，依旧想着的是“皇帝国王是好的、底下的贪官污吏坏官是坏的”。
然而，林恒泰可能至死都不知道，这时候荷兰，根本没有国王。巴达维亚也不是荷兰的，而是公司财产。
以死斗争则生、怕死妥协则死，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就像是那个德国木匠史瓦兹的回忆里的那支枪的主人，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想着做个良民、保存自己的家业，手里有枪，却最终被人用捣米杵打死。
而城外那群乌衫党、无裤汉，裤子都穿不起，拿着竹片、杀猪刀、糖厂的工具、耙子，甚至枪都没有几支，却转战爪哇，最终活了大半。
起义开始时最大的一场伤亡，还是10月8号，冒死攻打巴达维亚城门，朴素情感下想要拯救城中的同胞时死伤的。
而城内的有居留证的同胞，则在那天晚上激战的时候，听从甲必丹的命令闭门不出，直到第二天晚上荷兰人打退了攻打城门的起义军、10月9号晚上大屠杀开始。
即便是最高等的华人，命运也差不多。连富光的产业被抢劫和没收、媳妇娘家人花钱贿赂没有流放到开普敦，而是流放到了安汶；三个早早向总督报告华人可能造反的华人雷珍兰，死了两个，一个以莫须有“谅甲必丹应知糖厂之事”咬了连富光，成了新的甲必丹。
只是这一切悲剧，此时已经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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