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然不是匠籍，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英荷模式，自由贸易，VS，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法革、卢梭人民主权论、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计划经济……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变路线。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的，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但昂撒人突变了。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然而正确的史观，此时还未诞生。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适用于法国的道路，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说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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