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对刘钰来说，要做的是“花足够的时间，将大顺这边完全官办垄断的形式，‘退化’为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
这是两边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英国的国情来说，政府一开始就要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吓跑。
英国之前管的太少，管的太少的结果，就是资本的短视和窒息操作。
以大顺的国情来说，朝廷一开始就只是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吸引来。
大顺之前是管的太多，管的太多的结果，就是民间资本的活力根本激发不出力量。
因着国情不同，英国要做的，是“抓”；而大顺要做的，是“放”。
朝廷“放”的这个姿态，对商人来说，非常重要。
大顺的商人，从未奢望过关系到军政的南洋问题，他们可以“公司不受政府的任何监管”。
所以这个英国花了130年时间才终于完成、让董事会相当不满、让股东们极为愤怒的监管政策。
在大顺这边，却让潜在股东们兴奋不已，感恩戴德，真真感受到了朝廷这边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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