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这些年没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刘钰从先秦故纸堆里翻出来胡诌曲改断章取义后的道理。
对资本的逐利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皇帝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外都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国家放水发钱，希望钱流向的地方，然而钱总不往那边流。
大顺这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刘钰希望钱往工商业上流，但现实往往是钱往土地上流。
皇帝担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万两的白银，明明预想是开发南洋，解决粮食和人地矛盾。
结果呢，这些热钱，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严重。
刘钰设想过，逼着小农破产，逼着百姓下南洋。
但那说的是闽、粤地区，最多加上个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难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着走到有船、有人收购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还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顺要面临的问题始终都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的认为那里能赚到钱，于是花钱让没钱的去给他们赚钱”。
所以，刘钰对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矿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开垦的上好土地上。这里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土地再好，粮食卖不了钱，只对穷人有吸引力。
卖不了钱的粮食只是粮食，对吃饱的富人而言毫无吸引力，除非这些粮食能换成钱。而南半球大洲能让粮食换成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地的金矿需要矿工，矿工需要吃饭，种粮食是为了挖金子。
而对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开发买卖奴工上，而不是自发移民去当自耕农上。
短期内刺激南洋开发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从南洋收粮食。而能让国家层面收粮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驻军所需的漕米。
大顺是个假的大政府，混到一年收入3000万两的程度，根本没太多的能力搞国家调控。漕米粮食算是为数不多能调控的东西。
但皇帝对现实有些了解，就不得不怀疑这么搞真的能如人所愿吗？
自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土地制度就是标准的私有制。土地是可以买卖的。
不想让钱流入到土地买卖上，就俩办法。
要么，土地不能买卖。
要么，土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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