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皇帝真正紧张的东西还未出现。
就如同之前荷兰问题类似的扭曲的西方中心的神学史观，似乎就是荷兰模式和需要一个国家实体提供军队水手工人的寄生体系，从阿姆斯特丹转西移到伦敦、又从伦敦转西移到纽约；而科尔贝尔的国家工业主义统制经济从巴黎转移到莫斯科再转移到北京……
此时在法国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也可以扭曲地理解为，某种意义上脱胎于西欧封建制的权力制衡的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与已经隐约看到新时代之忧的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算是两条线。
大顺特殊的历史和经济基础，如果是以平等主动的方式加深对欧洲的交流，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皇帝多半不会在意那套分权制衡的理论，觉得这根本不是威胁，若腐儒之复古尔。连丞相、开府、实权爵、分封邦国、私兵都没了，谈什么制衡、过渡？若忧韩昌黎堕入恶鬼道一般，实无稽之谈，杞人忧天。
但要是哪天看到了卢梭的那一套，作为一个比较的专业的皇帝，必然会很敏感地发觉，这才是对大顺李家王朝和皇权威胁最大的东西，也是最可能在大顺煽动造反的一套东西。
故而到时候，可能内心的天平，已经不是摇摆了，而是直接倾向于关门。
是以，留给大顺的时间，或者说留给皇帝和刘钰同行而不歧路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要在这个必然导致皇帝必现在惊忧百倍的“威胁”传到这里之前，把很多该铺垫好的基础都铺垫完。
这本就难。
再加上类似于这一次教案事件的种种意外事件、类似于治淮担忧的天命不予的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危险，都让刘钰压力极大。
一块石头落地，谁知道下一块石头又什么时候砸在心头呢？
按下葫芦起来瓢。
未来难知，刘钰也只能见招拆招，一件一件地把事情解决。
看着皇帝此时心情略有轻松，刘钰又说了一些让皇帝更加安心的话。
皇帝渐渐安心，便问道：“卿既言，从长计议。又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那依卿之见，那传教士白多禄，该当如何处置？”
刘钰只道：“回陛下，国有国法，君有圣谕。禁教时候，如何定刑，早有定论。此人如何处置，问一刑吏足矣，何用问臣？”
皇帝点点头，他本以为刘钰是要暂时放了白多禄，或者驱逐出境了事。可这么一说，只问一刑吏足矣，那意思也就很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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