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的高地租，拉高了大顺的贷款利率。而极高的贷款利率，又使得商贾在投资的时候要考虑利息。
而极高的地租、比日本五公五民还要狠、三七五减租就能出现打死改良乡建的高地租，又使得商人圈地种植获得高额利润的难度陡增。
如牛从昀所说，就现在这个租子的情况，非得达到一亩地能确保产个四五两银子，商贾才会琢磨着圈地驱赶小农。
而种啥能一亩地四五两银子？种金子？反正棉花是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而对皇帝、对大臣来说，维护小农是第一目标，因为小农稳定是朝廷是否存在的根本。
而西洋人的种种发展，在九三年风暴之前，最让皇帝感到害怕的，恰恰就是圈地运动。
哪怕是克伦威尔什么的，在皇帝看来，这不很正常嘛？有啥可大惊小怪的？
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多大点事啊？你斯图亚特家当得国王，我克伦威尔亦可取而代之，这在大顺这边看来多大点事啊？砍国王脑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别说砍脑袋了，无需审判直接当街刺死的不也正常？更有甚者，朕、朕，狗脚朕。
还有此时西洋那边传来的一些什么议会之类，皇帝更觉无所谓，经过翻译扭曲之后，在皇帝看来，这和三代之治的幻想有甚区别？墨家更是喊着要选天子呢，见的多了。
反倒是对圈地运动之类的事，颇为担心。
皇帝对圈地运动的担心，和羊吃人的恻隐之心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而是担心有人振臂高呼耕者有其田，然后就把李家挖个坑埋了。
或者抑郁不得志没考上科举的，抓住机会，念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近上了大别山、云霄山、商洛山。
故而若刘钰听来，阴阳怪气讽刺满满的这番话，在皇帝听来，却是频频点头，心里给三十岁就要点府尹的牛从昀评了个“可堪大用”的评价。
牛从昀又道：“微臣也常听兴国公感叹地租事，他所感叹的，至于本朝之内，无非就是慨叹地租太高，工商不振，内需不足。布匹等物件卖不出去，以至于非要秣马厉兵往外打。”
“是以兴国公一直希望搞的，就是二五减租，行永佃之法。因为兴国公算过，若租子以二五论，既可以保证百姓有闲钱得以多买一尺布；又可以保证地租甚高而不至出现圈地之事。同时若再降低米价，又可至地租引出的利息降低，朝廷也要吸纳钱财开发南洋、容纳人口。”
“但地租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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