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之后，搞出了雅各宾土改。
明末士大夫的种种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历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无处不在的融化在躯体里的仁义道德所凝聚出的。
刘钰说他的想法对，他怎么证明？
若是后世，被人甩飞了，拉开了巨大差距了，可以靠“开眼看世界”来证明。
那么，现在呢？现在他的想法，怎么证明是对的？
此时的古今中外，并不包括未来，所以没法证明他是对的。
而在盐政改革问题上，他能够获得皇帝的支持、并且最终获得了改革派的妥协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说，还是源于主流士大夫对前朝的反思。
但这种反思，又注定了与刘钰只能做短暂的同路人。
因为，包括后世盛赞的王夫之在内，他们对前朝的反思，很多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是一种皇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治国导致完犊子了，要是按照自己想的去治理就会很稳固的心态。
仍旧是出于“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以小人养君子乃天之制也”、“百姓、禽兽也、非人哉”的角度去思考的。
而黄宗羲反的，可不是反君主制，反的是君主专制，取而代之的，则是“士绅阶层对其余阶层的专政共和，加儒家教区制”，搞半封建制，学校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监察机构。
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于学校。
学校里的人，又怎么选呢？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
道德规范呢？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异端思想呢？
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非要说这是以民为主，或者非说这是代议制，倒也不是不行。
但着实是有点被人打上思想钢印之后，先认定什么是对的，然后再往回翻说，然后穿凿附会的感觉。
如果说，是自己这边确实没机会自发进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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