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特许锡兰公司”，不用脑子，用丁丁想，也可以知道，资本不会选择华人作为劳动力，而是会选择运费更便宜和有种姓制度反抗度更低的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到锡兰的距离，并没有从南京到上海远。
华人雇工到锡兰的距离，却相当于从上海到阿拉木图。
运一个华人的成本，是运一个泰米尔人成本的20倍不止。
而且，当年南洋的事，巴达维亚乌衫党，也给大顺的新兴阶层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华人逼急了，就容易反抗，远不如种姓制度下的人驯服。
资本如果不受约束，会选哪个？
官督商办，从纯粹利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肯定不如官不督、资本完全自由的利润……或者叫“效率”高。
某种程度上，刘钰的诸多变革类似于【客观上】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纯是借助大顺的特殊情况，来完成一项历史和生产力意义上的进步。
刘钰是经常站在资本的一边，打压小农、镇压起义、有时候还要在朝中为资本家们保驾护航，但要说刘钰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那肯定也不是。
实际上刘钰做事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保证资本投资的利润，比在大顺买地收租高、且高过历史传统带来的对土地的信赖加成就行。
资本逐利，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个基本的规律。
包括大顺的土地兼并，其实也是符合土地私有制下的逐利规律的。
早就有人说了，家有钱财万贯，今天赔了、明天烧了，远不如土地，战乱之后，张家的仍是张家、李家的仍是李家，本身收租的回报率也不低，还有充沛的避险投资性质。
土地私有制加土地买卖允许，资本自然往土地、放贷上跑。无形之手嘛。
所以刘钰非常欣赏“西方人用火药征服世界、中国人用火药做爆竹”这句“反思”——反思错了，这分明体现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有的市场经济精神，利润导向。
伽利略这种威尼斯军械局资助的力学研究、拉瓦锡这种火药局局长的化学研究，分明就是逆市场经济的国家管控和政府引导下的“邪路”嘛。
刘钰也没琢磨着靠意念，愣是改变这个规律，幻想什么资本家是一个民族的就一定会为民族崛起、大争之世而放弃利润。
他只是在利用这个规律。
水从甲流到乙，不是规律；甲比乙高，水从高流向低，才是规律。
那就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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