攫取了巨大利益的一群人。
孟加拉之前的财政收入，每年大约是1600万银卢比。其中在改革和政变中新崛起的15个寡头，缴纳了1100万卢比。
除了包给英国人的加尔各答，剩下的14个寡头里，4个是旧时代的封建王公，老牌地方势力；6个是原本的政府官员，通过改革期间的侵吞土地然后世袭化；1个是军功新贵，靠自己打出来的，因功受赏；剩下的都是金融家，商人，在改革和之后的混乱中，通过放贷、柴明达尔征税权抵押、土地质押等方式，成功上位。
这14家寡头，承担了大约60%的税收。他们和军事贵族的同盟，是旧孟加拉的统治基础。
莫卧儿帝国末期，孟加拉的一系列改革中，受益最大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前政府官员、另一个就是金融资本。
对大顺而言，这种问题想要避免，根据传统，自然是依靠科举制度、明确的官员选拔、异地上任制、充足的生员举人等后备官僚储备，来解决这些问题。
孟加拉是没有这一套制度的，官员是可以被统治者随时替换的，所以这些人与新的军事集团合作，推翻了上一任节度使。代价就是西拉杰的姥爷，要承认这些官员取得的柴明达尔征税区的合法性和世袭寡头的地位。
因为奥朗则布和马拉塔人的战争，国库不足，于是派了改革派总督来孟加拉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驱逐当地豪强、用官僚代替当地旧贵族、清查土地；莫卧儿炸了，节度使自立，官僚集团想要把“被任职”变为“世袭”，与新的军方势力合作，推翻旧节度使，获得世袭寡头地位。
原本的中小柴明达尔，在这次改革和混乱中，纷纷完蛋。大鱼吃小鱼，最终搞出来了14个大柴明达尔。
这个过程，在于中小柴明达尔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没有避税和逃税的能力。
而那些寡头集团，是有避税和逃税能力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选择迁到有能力的大柴明达尔的手下。
入乡随俗，是很简单的。
如果大顺只是来收税，真的很简单。
就算不进行任何改革，只是继承缘由的税收标准，一年1600万卢比，一个小小的孟加拉，其实已经很多了。库平两和卢比的含银量对比，大约是一半一半，在3比8之上。
况且这还只是一个孟加拉。
而且这里的气候条件、耕地数量，其实比大顺的大部分地区好的多。历史上，1800年代，这里困穷农的标准，是一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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