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干破产的窑主……在牛二看来，反抗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在于他所认为的进步派，能否拥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他们的反抗。
如果说的再现实一点，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进步”，是不是皇权所认可的？
大顺的皇权很强，强到皇帝的态度，可以决定很多事的走向。
皇帝支持，那就是碾碎那些反对向前走的力量。
皇帝反对，那就是伤民、害民、贫民无业谋生。
然而皇权最怕的东西，恰恰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旦这个目标明确存在，那么皇权本身就是去了神圣性，唯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在那些人的眼中才具有神圣性。
天、神，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天的神圣性就是皇权的神圣性。
一个具体的目标，或者说点再小一点，一条铁路、一个工厂，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这些实学的新学派而言，本身具有神圣性的时候，所谓的皇权，其实也就是一种强大的惯性而已了。
甚至于，一旦这种进步主义的思潮成为主流，皇权在神圣性上，就只能作为时代进步这个神圣性的附庸而存在了。
这对皇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可以做一些事、做一些技术上进步的事；但绝对不会允许，某种进步或者某种公平，具有神圣性。
对皇帝而言，重要的是，这件事，是因为朕让你们做，所以你们可以做。
而绝对不能是，这件事，因为是对的，所以要去做。
哪怕，到头来这件事还是做了，而且看上去结果好像区别不大。
故而，现在这种情况，牛二说“以铁路转运煤斤有碍贫民生计”这句话本身没错，说到底，感叹的还是皇帝即便知道这句话的确如此，但依旧支持修筑铁路。然而将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的故事就摆在那，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
他不是很在意这些人的命运，他希望从刘钰这里，得到一些“这么做是对的、必要的”之类的答案。
比如他说的“这都是必要的代价”。
但刘钰却避开了这个问题，给他的答案，却是这些人的反抗，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弱了点。
如果是这样，将来有人反对、反扑的时候，难道也要秉持这种你死我活、失败活该能力不足、力量不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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