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真正的大问题，是这一整批广义新学派系的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三观影响：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或者叫表象。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要变，否则就要塌。
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种各样的神圣性。
军官们从战术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战术变为一种无趣的学问，与武器、士气、军饷等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变、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们从贸易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出海远航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风向、经纬、洋流、太阳、地球、时间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从神明到口口相传的禁忌，种种被赋予神圣的东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员，在松苏的改革中，也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征税发展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并倾向、白银买地还是干工商取决于回报、溺婴和纺织业之关系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没有道德的、没有人味儿的学问——比如松苏溺婴问题的改变，靠的是纺织业发展，和残酷无比的“包身工”、“灵巧手指的童工”和“女人上工的工资由父母或者公婆代领一半”等和没有进行文化的革命下的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现实对应的极端黑暗政策。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无非是这些军官们感触最深而已。
这批大顺海陆军体系内都算是高阶军官的军官，自然不会因为一场三五千人规模的战斗，就大发感慨。
但这场战斗背后的时代变迁，让他们感慨莫名。
也正是许多年前，关于膛线枪问题所引发的散兵战术、线列战术、纵队冲锋过度等战术问题的那场讨论，使得此时的李欗，知道了敦刻尔克这个法国的伤疤，知道了法国的一些情况。
并且在共情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向法国示好、维系同盟关系和互相信任的提议。
感叹与追忆之后，李欗点了陈青海的名字，说道：“此番去伦敦，外交那边由齐国公家里的田平，他当初就被送到了英国做公使，对这边熟悉，也算是国公早年帮忙给他铺了个建功立业的路。当初谁想着最终最风光、最能建功的大使是去英国，而不是去罗刹、法国？”
“军队这边，既是去震慑的，也是要镇得住场子，你带队过去吧。我估计，法国那边，至少也得派个有爵位的。咱们这边的人，级别也得能镇得住，有些东西才是。也算是看看英国那边的海军，我们在这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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