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免对这些东西不甚感冒。
这倒不是因为什么民族性、什么传统之类的东西。
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的意识，是依托物质现实而存在的。
在都是熟人的、万把人口的、有头有脸的人都互相认识、熟人社会的波士顿，讲这个东西，当然是符合此时物质现实基础的。
让一群自小的认知是几亿人口的社会、依靠科举选拔人才、维系统治的大顺的人听来，难免觉得，桃花源美则美矣，却不现实。
老马说过：经济学原则上，很多人把极其相异的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
一种，是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的私有制。
另一种，是以对他人劳动的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要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在此时的北美这片土地上，以及从此时一直到1830年完成转型之前，实际上这两种私有制，一直是以一种混为一谈的形式存在的。
北美的特殊环境、清教徒的垦耕劳作、广袤的土地、对原住民的屠戮侵占，使得大部分殖民者，都“恰好只有够自己亲手使用的资本”。
自耕农、小生产者、小资产者为主体的这群人，依托着此时北美的现实状况和阶级基础，无疑非常容易接受约瑟夫·沃伦所宣讲的，柏拉图基于城邦和熟人社会以及家庭奴隶制所构想的5040人票主政治。
正如俄国曾经“既痛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痛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一样。
北美也经历过本质一样的事，只是表现出的形式不同。
老马说：对民众土地的剥夺，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
而垦耕殖民（这里的殖民指的是类似北美这种，而非印度这种），却是土地的大部分，属于民众所有。每个殖民者，都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而仍无害于后来者和他们一样的活动。
这，正是垦殖殖民地的繁荣与痼疾——对于资本殖民的反抗——的秘密。
历史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道路，一路向前狂奔。
伴随着土地逐渐被占满、移民越来越多、后来者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以及更多的没有自己生产资料而只能受雇于人的移民者逐渐增加。
到1830年代，以雅各布·阿斯特，从搞对华贸易积累为美国首富拥有2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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