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或者说……这个本就不必谈。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已然足以说清楚了。”
“你们也知道，我是少谈义、而多谈利的。”
“先秦先贤，有人言：交相利。他们也是谈利的，要以交相利而大利天下。”
“太史公，也是谈利的，所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但既说利，或者说，利天下……”
“那么，这天下到底该怎么算？”
“世上，没有变法，能让所有人都受益，至少现在没有。哪怕是技术上的，你做出个更好的东西，便可能叫一些原本从事这事的人无业为生。”
“仅以山东为例，这些年的变革，可谓是彻底毁了鲁西、鲁北、运河沿岸。但同样的，又肥了胶东、沿海。”
“所牵连的百姓，两边各有千百万。”
“既然说，变法有利有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那么，真得有个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有些变法，是利天下而损一些人；有些变法，是损天下而利一些人。”
“那么， 这个标准该怎么算？”
“我是不怎么学周礼的，所以这些事就和周礼不同。按照周礼去变法，接近的便好、远离的便坏。”
“可按照利去变法，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受损，那么就算以‘利天下’为正确。那么，又怎么评价那些是利天下、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实损天下呢？”
“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些年的变法，利益受损的百姓，从运河到两广，所受损者不下五百万。你们觉得，这些变法，是有利天下的吗？”
虽然谈利，但大顺毕竟还是个讲传统的王朝。哪怕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最起码在道理上，那也不能直接说为了充实国库，而是得说这是符合利于天下的、或者贴近周礼的。
实际上，大顺可能已经没有机会走“托古改制”的道路了。换句话说，修改儒学经典、乱解周礼制度，从而让“变法”获得“贴近圣人”的合法性，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看似刘玉在谈“利”。
实则，其实是在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后，询问一下这些被他潜移默化并不太深的大顺官员一些事——是否具备了一种隐约的进步的、或者解放生产力的三观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些事？
因为，至少就刘玉这些年做的事，如果想要获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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