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要重塑基层的运行逻辑、重写基层的经济基础、改写税收和支出体系、重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底层彻底废除租佃体系……
如果说，建个钢铁厂、修个大运河什么的难度，是10。
那么，后者的难度，可能就是10万。
这显然，不是靠改革就能完成的。
而刘玉，恰恰又通过这些年的变革，制造了一个假象：你看，这些变革不也是前所未有的，但不也成功了吗？
这种假象之下，难免会有后续的欲效彷、且继续改革的人。
当然，理论上，其实只看数据，租佃体系似乎可以在不动均田这个大杀器的前提下完成。
只看数据，理论上，澳洲、北美，至少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地面积。
后世不算加拿大的草原三省，只看美国，就有耕地56亿亩。
而此时，欧洲人在北美的垦耕活动，还只局限于阿拉巴契亚山以东，说理论上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土地面积，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理论上只算数据，大顺现在的人口，户均个百十亩土地，肯定是够。
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过早的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顺这边的人，至少在土地上，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思维的。
欧洲的贵族制下，农奴要承担封建义务，但农奴也有永耕自己条田的权利、以及在路边、山坡、公地等放羊的权利。
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收回了这种固有的权利，按照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确定了土地的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
当然，收回了这种传统权利，并未补偿。
而在大顺，私有制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是排他性所有的。我的地，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佃户没有权利永佃，也没有权利让我这个地主只准把地租给他。
那么，以大顺而论，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得以为生，算不算佃户的一种权利？
法理上，可能不算。
但如果算的话，经营性的农业资本家，如果占用了佃户原本租种的土地，理论上，是不是应该出钱，作为佃户无法佃租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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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么想的话，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比如，加税。
你资本不是租种这块土地吗？不是让佃户没办法谋生了吗？那你多交点税，朝廷多问你收点税，用这笔税，来安置这些佃户，让他们迁徙去扶桑、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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