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刘玉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玉，“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来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那场之前所谓的“启蒙运动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各国与教廷关系等，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
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他们更激进，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
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间虽有恶，但这是一种平衡，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发现这才是BUG最少、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
一：为现状的批判。
二：对未来的展望。
不是说别的没有。
而是说，想要伟大，这两条是必须的。
那么，对未来的展望，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
于是，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配上自然秩序论，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说。
67年法国发生饥荒，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
这是不是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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