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那么朝廷就放开钞关限制，允许商人募股修东西向的铁路。
东西向的铁路，也即从先发地区通往内地市场的铁路。只要朝廷放开，商人是愿意出资的。
而这个想法一出，激进派则认为，既然是这样，那不如说，把在苏、鲁的激进政策，用在内地。
强制赎买地主士绅的土地，强制作为工业投资，修东西向的铁路。
这样，一举三得。
一来，集中资源，改革亩税，征收赋税，为千百年计，狂造船，征税补贴，把人送往扶桑垦殖。
二来，一旦内地有灾，则可通过东西向的铁路，迅速运输粮食，从而保证赈灾的效率。
三来，也直接把大顺现在这种缝合怪的状态解决了。直接上这种强硬手段，逼着地主把钱强制作为工业债券，顺带也把科举制改了，复上古学校制。
也即是说，仅仅围绕着天津这一座城市，很多政策都是乱七八糟、七嘴八舌，办起来极为困难。
这倒不是说李欗就一事无成。
实际上，上台之初，他和刘玉说的那几件事，他还真办成了。但办成之后，他就发现，寸步难行了。
牵一发、动全身。
正如刘玉之前说过的，不怕折腾，就怕不折腾。
只要折腾，必要出问题。
李欗不是对小农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皇帝，他是对大资本、军功贵族、底层军官、长役士兵、海军、以及一部分实学派和复古儒学派的“读书人”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
在他上去后，强行催动了大顺的工业发展，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等着前面一通勐跑，稳固了地位后，却发现，后面是一步也迈不动了——除了对外扩张。
但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代，对外扩张大顺已经到极限了。
比如说，北美的土地，很多地方空着，大顺不缺土地，也不缺人，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过程。
比如说，日本。就这样了，还能咋样？都已经六公四民了，还能有多大的市场？
比如说，印度。农业税倒是收了。问题是，印度也需要军队、海军、行政开支。算上这些支出，真正结余也剩不下多少。
于是陷入了死循环。
不考虑内地问题，想扩大外部市场？
要么，学英国殖民模式，一颗铁钉也不能在扶桑生产。然而，这就意味着，资本根本不会移民，全得大顺自己掏钱，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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