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关系的事很快就写信告诉了父母，好让老人放心，也是平息一下因我和那位家乡女青年断绝关系而引起的家庭风波。”
“我和她经过近两年的接触交谈和书信往来，于1970年大年初一去满洲里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晚上举行结婚仪式，结为夫妻。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的婚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站后勤将一间做仓库的平房腾出，用白石灰粉刷一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站里给我们配了一张旧三斗桌，再加上我们两人原有的三只手提箱，就是我们新婚的全部家具。没有床只有火炕，床上用品就是我们自己的军被。婚礼非常简单，我们买了几斤喜糖、水果、瓜子和香烟，大家晚上来新房开了个茶话会，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大家都没有心思闹洞房。这就是我们的婚礼仪式，就连我这个新郎也是结婚的前一天才从外地出差回来，别说婚纱照，连个普通的合影都没有。简单的婚礼筹备工作是由她一个人完成的。”
“我1973年3月从外运公司回边防检查站，直接到政检科帮助工作五个月以后，也就是1973年8月正式任命为政检科检查员。这是我提干后的第二个任职命令，第一个任职命令1966年1月任命为交检科组副组长。在这七年半时间里，虽然任职命令未变，实际工作岗位频繁变动。先后在政检科、政治处、呼盟军分区、勤务中队，还在三家地方单位三支两军，共在八个单位工作。平均不到一年就变换个岗位，最长的是在外运公司支左，一年零三个月。而且每次到新岗位都是当时的要害岗位，是必需加强的单位。因此我对工作岗位频繁变动而四处奔波，自己不仅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是领导的信任和重用，我把它当成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
“那时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需要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大家的实际行动。只要工作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是常有的事，我也是这样。比如我入伍第七年才首次回乡探亲，而且是出差顺路探家。我们结婚也没享受婚假，婚后仅休三天春节假，第四天就离家去了十八里。1969年和1971年两个孩子分别降生，我没有请假照顾爱人和孩子。大孩子即将诞生，正值全军处于一级战备时，驻满洲里部队都进入山区构筑工事，吃住在山洞里。我爱人即将临产，无奈只好一个人回杭州老家生孩子，产后三个月又是自己一个人挑着孩子和行李、奶粉、暖瓶，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返回部队。而我这时还从未到过岳父家，从未见过岳父母的面，这次本应到杭州接爱人和孩子，顺便拜见岳父岳母，可是因一级战备，未能成行。第二个孩子在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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