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资金严重短缺，鼓励个人投资，有什么不对的？”
“你把社会主义制度放到哪去了？如果个人可以投资了，国家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
“个人的投资再多，能和国家比吗？咱们国家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只是一个补充而已。我断言，就算把政策放开30年，个人资本占整个国家资本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的，公有制占90%以上，怎么能算是资本主义呢？”
“……”
今天的人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理解当年的这种争论。在当年，思想上有形无形的禁锢，在今天看来简直可以用荒诞来形容。几十年后，社科院的一位博导曾经回忆说，当年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打算写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他的导师马上警告他说：这是雷区，绝对不能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劳动力是不能作为商品的。如果他敢这样写，慢说拿不到学位，恐怕连人身自由都要丧失掉。
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雇了12个工人，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群理论家们拿着马克思的原著论证道，雇工超过8个人，就属于剥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剥削制度，这还了得？关于年广久是否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一直闹到了中央的最高层。
也就是在决策层、学术层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些雷区的时候，数以万计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以前仆后继的勇气，投入到这场改革大潮中来。他们的实践，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
在浙江台州，一群农民再也无法忍受私营合伙企业非要戴一顶“乡镇企业”红帽子的格局，向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提交了注册私人合伙企业的申请。生产科科长陈心鹤老人在这份申请上盖下了一个鲜红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这个印章，让他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
在苏南，早在政治风波正酣的1969年，华西村的一群普通农民，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创业。到1978年，华西村已经拥有了10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100万元的银行存款。30年后，这个华夏最富裕的村庄斥资60亿，建起了一座118层的高楼。
就在距离中央党校只有几公里远的中关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级研究员中的一人，核聚变专家陈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间仓库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做的第一单业务，是帮海淀的一个街道小厂解决了一个电源上的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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