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不存在绝对性的通胀，囤积贵金属对经济有利，但囤在国库不用，毕竟不能产生经济收益，不如存入国立钱坊，将之用于经济建设和投资，让市场自我调节，扩大民间基本生产。
而永兴城控制了上游工业化生产，通过卖出非管制的下级生产资料设备，让体制外的资本也能享受高效生产带来的收益，进而促进就业纳税和资本流动，进而形成巨大的资本和市场效应，推升社会生产效率，使之良性循环。
然而百里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至少十五年前的一千多年时间内，贵金属仍是权贵阶层在上层流通的高级货币，下层流通仍以铜钱为主。
尽管贵金属在民间流通率不高，并非当下贫民阶层之间主流的货币，但是在国家层面与贵族层面，贵金属却是权利利益交换，诸侯国间大宗商品交易的主要货币凭证。
究其原因与贵金属受到勘探、开采制约，无法人为增发货币导致价值波动，因此物以稀为贵。
同时当下诸侯林立，各国之间的货币兑换混乱，没有统一的市场货币标准，导致各国间的铜币兑换仍然需要直接使用贵金属作为标准转换，由此又导致贵金属成为硬通货。
而诸侯与诸侯间政府层面的大宗交易，多数都是巨额交易，额度一大，铜钱的巨大波动就容易造成货币损失。而贵金属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想当年苏联解体，卢布崩溃，印度就用贬值卢布还清了苏联上千亿的外债，但实际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八十年代的数亿美元，何等之无耻。
由于贵金属在贵族阶层与诸侯阶层的种种好处，致使短短十五年内，咸国受惠于农业、工业技术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货币正在向咸国中下层社会群体辐射。
进而让普通民众，有了接触贵金属流通的机会，于是不可避免带来贵金属不只在小范围内交易，而是向全社会蔓延。
此时官府的税收，也不仅仅是铜钱和早年的少量金银，而是新币与成倍增长的金银贵金属。
由于精密计量器具的稀缺，必然导致基层官僚机构多数情况下无法测定贵金属的重量，而是默认以数额定足额，收入贵金属，而不是计重。
当贵金属通过广泛市场回流国库时，巨额的累计误差最后损害的将是国库。
而国库每年获得的顺差贵金属则存入钱坊，因而钱坊的亏损更大。
这一次的短斤缺两，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咸国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基层检测能力不足，而贵金属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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