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大为增加，此举富国了，也强兵了，民也得以果腹。而人人得以满足，却不知其中所隐之巨大弊端。
普天之下，土地虽大，却不会增长，土地虽多，田亩却少，粮田更少。然人口却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要有人便会一直生养。
待日后国富民强天下归于一国，天下太平了，人人不断生育儿女，朝廷不断将田分给百姓。一年两年十年三十年并无大碍，然若百年之后两百年之后，人口不断增长，这天下的土地却是不会增长，到那时，人比田多，又该如何。
进一步说，咸国一统天下之前，此隐弊尚且可除，倘若天下一统，各股势力竞相私分利益，分的无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到那时再推土地新政以代之，恐再无可能。
甚至那时举国上下志得意满而忘乎所以，继续以当下新政推而广之，若干年后，人口增长与开垦土地必成内患，还请永兴侯明鉴。”
要说这么些年来百里燕市面也见得多了，北半球的文明也好，宗伯泰的易算之法也罢，无不是令人大开眼界，却从没哪一桩事能给他以如此震撼的冲击。
薛博林提到了最根本性的两个人问题，既人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二是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人口增长却是无限的。
此外薛博林已经看到土地政策应该在人口较少时，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时，利益团体尚未大量繁殖之前，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这个见解是超越时代，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述。
当年所推新的《授田法》以低保田的形势规定了农民终身享有自留地的权利，并不得交易，此法其实是《均田法》的变相措施。
只是严苛制约了土地交易的权利，以及农业技术的完善。税法的有机调整，至少不会出现《均田法》颁布中后期天灾人祸引发的土地颗粒无收，而国家和地方权贵横征暴敛，令农民卖田，进而恶性循环，最后演变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局面。
新的税赋和土地法有机结合，辅以赈灾、粮储和农业技术，即便灾年，百姓赋税只减少不增加，加之国库充裕，能充分调动国内市场富人手中的囤粮和国外的囤粮，只要国家机构理论上是有效的，便不会存在大规模农民起义。
但《均田法》的弊端是人人分有土地，但允许一定条件下买卖和兼并，而百里燕的《授田法》人人享有土地，死后收归国有重新分配，而生前不得交易，因此人口如若无限制暴增，土地终有一天是要分配完的。到那天，没田的人怎么办。
因此百里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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