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要强得多。
而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地球报》均对此进行了报导，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用英文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一书，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
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日本的保护下，逃到日本，并以日本为基地，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在中国推行立宪，并且反对慈禧，力主由光绪亲政，主持改良。
其实在康有为、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孙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好，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业。但康有为以朝廷忠臣自居，又自命当代圣人，而当时孙中山的名气只是在海外，在国内还是无名之辈，因此自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从此两派分道扬镳。
但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确实均是大有名头的人，而且康有为又善于自吹，不仅以圣人自居，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帝师，并且假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诏外逃，招兵讨贼勤王。由于这时皇权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康有为的这一番包装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小的号招力，
两人来到日本之后，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并且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自己的改良立宪主张，而且康、梁两人均是当代国学大师，妙笔生花，文章的条理清晰、字句工整，言语有据，在这个以报纸为主要宣传工具的时代，确实是非常有用的，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显得激情有余，但却文理不足，因此维新派一时声望之盛，甚致压倒了兴中会。
后来康有为在1899年赴美发展，留下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大局，并在加拿大正式成中“中国维新会”又称“保皇会”，并在美洲、南洋、香港、澳门甚致是兴中会的老剿檀香山设立分会，一时声势颇为浩大。
不过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声望大跌，不少中国人对清廷也彻底失望，加上一批有深厚国学基础的革命者来到日本，使革命者阵营的理论实力大增，1903年，革命者中的国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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