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设置了三大战区，但“战还是和”这一个问题，着实争论了有十多年。
从1125年金兵南侵，直到1142年《绍兴和议》签订，这个争论才结束了。
——明确了投降求和。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就面临两大问题：
如何巩固帝位？
是否抗金、怎样抗金？
理想状态下，这两个问题可以合成一体：
以抗金为号召来巩固帝位，通过不断巩固帝位增强抗金实力。
但当时宋高宗赵构面临着极其混乱的状态，政治、经济、军事都已崩溃，体统瓦解，国家一度成为无组织状态，他个人在扬州时也曾经仓皇一人逃窜。
另外军力也不济。
韩世忠军三万，张俊、岳飞军都不及三万，刘錡不满二万，川陕军五、六万，总共仅约十多万，而且分布在东西数千里的战线上，防守都极其困难。
还有：财政亦匮乏。
军事所需，占到宋财赋十之八九。
为征税，茶、盐税不够，增加税种；
农民、商贾、甚至和尚道士都在征税之列。
因为赋税太重，激起民变，东南民患数起。
这还只是客观条件限制。
在宋高宗赵构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两重忧虑：如果打败金国，如何安置徽宗、钦宗二帝？
军事作战，容易形成军事将领尾大不掉，难保再次出现“陈桥兵变”之事。
客观条件，决定着能否战败金国。
后两个忧虑，会导致他帝位不保。
对金议和，是宋高宗赵构的决断，秦桧等人只是参与谋划者。
对金议和的同时，就是剥夺领兵将领的军权。
在宋高宗赵构的心里，或者说在宋朝皇室的心里，军人擅权的危险性，远远高于北方民族的入侵。
在这些皇权所有者看来，金兵南侵，还可以向后方退避；
而且北方民族怕热不能长期驻守，还有收复失地的可能。
但如果将帅趁势造反，宋朝瞬间即灭亡。
所以，从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到宋高宗赵构的剥夺大将军权，他们对军人的防备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战区”的主将，南宋采用“明升高官，实夺军权”的方式，同时削去军权。
1141年4月，宋高宗赵构以奖赏柘皋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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