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鲁论语，又学了榖梁春秋，这一派应该是稳的。
“此外最着急的，莫过于韩诗。”
韩诗乃是燕人韩婴所创，而这次盖宽饶惹怒天子的奏疏里，便引用了韩婴《易》传里的话，这下韩诗可跳脚了，在急切地寻求告老的王吉相助。
其余各家，但凡在典籍义理里鼓吹”禅让“的，都开始诚惶诚恐，这个被儒生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忽然一夜之间成了敏感词。
还是《左传》好啊，就算是贯长卿传授给的原文，也没有半个字提及禅让，在任弘加进去的义理和频繁出现的“君子曰”中，更不会无缘无故扯到。
墙倒众人推，张敞也乘机上疏，以为公羊春秋中有些异端邪说，恐会迷惑世人，应该对其加以批判彻查！
任弘却笑着摇头：“陛下绝不想被诸儒以始皇帝焚书讥之，故不会单独惩处公羊，而是会让天下名儒聚集在一期，以讲述五经异同的名义，行批驳公羊之实。”
他送张敞出门时还叮嘱他：“立刻遣人去河间国，让解延年来长安一趟。”
解延年乃是贯长卿的二弟子，学的是《毛诗》，和左传一样，仍未能录入官学，张敞不是说韩诗可能受牵连么，这倒一个机会，就算不能取而代之，加塞进去也不错。
贯长卿的大弟子则叫徐敖，在鲁地那边跟孔家学了点古文经，对任弘为左传断章句定义理颇为不满，已经和他决裂，视任弘为异端。
而等下午，任弘携带家人回到长安尚冠里，正要进宫述职时，皇帝的诏令便先一步抵达。
“朕闻之，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然因去圣久远，《五经》章句烦多，各有分歧。太常魏相、京兆尹张敞奏言，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
“于是下太常，天安三年七月初一，二府、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石渠阁，讲议《五经》同异，使大司马骠骑将军任弘、太常魏相等平奏其议，朕亲称制临决！”
……
这份诏书，是由藤纸所制，皇室专用的上等好纸。
早在十多年前，任弘就在西汉本就有的灞桥纸基础上，于白鹿原庄园里鼓捣出了造纸术，最初只能产劣质到只能擦屁股的厕纸，几年后工艺成熟，麻纸藤纸已能书写。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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