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如《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这类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通过对他们龌龊心理入木三分的剖析，揭露其伪君子的丑恶嘴脸。第三类是颓唐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等。鲁迅对这类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着眼于揭示他们精神的创伤与危机。在辛亥革命中曾热血沸腾的吕纬甫，革命后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毫无价值地消磨着生命；当年曾经拔过神像胡子的魏连殳，到头来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然“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涓生、子君是“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的典型，然而，他们冲出了旧家庭也没有改变什么。整个社会不解放，他们的个性是不会真正得到解放的，在社会的重压下，他们“盲目的爱”最终“失去附着”，以悲剧而收场。
艺术特色
情节结构
鲁迅的小说结构大都是单线发展，很少有错综复杂的结构，常常是将生活中的几个生活片断串联起来，构成“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复调式结构。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讲的都是别人的事，但在讲的过程中又不时穿插“我”的个人经历。比如《祝福》有三个描写视点：即“我”“祥林嫂”“鲁镇”。“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意在表现小说的“吃人”主题，这是读者普遍关注、一看便知的。“我”与“鲁镇”的关系则暗含了“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情节模式，“虽说是故乡，然而也没有家，所以只好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这样的叙述显然就是“离去”又“归来”的表述。而“我”决计要离开鲁镇的，因为“我”作为一个知识者，一次偶然的回乡居然扮演了祥林嫂灵魂审问者的角色，祥林嫂的死，“我”虽然不是罪魁祸首，但显示出“我”灵魂深处的浅薄和软弱，而这一切又与鲁镇的传统精神不无相关联。因此“我”的“再离去”就是对家乡生存困境的逃避。
《在酒楼上》开篇就写道：“我从北地向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也是“离去一归来”的叙述。“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北方不是我的故土，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人，两处都不是“我”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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