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总面值高达四十二铢的‘汉半两’——利润率高达250%！
一块钱轻轻松松变成三块五！
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意吗？
还有比如此直接的‘钱生钱’，还要更令人趋之若鹜的好生意吗？
结果刘荣一手收回铸币权，外加一个新钱五铢，直接断了大家伙儿这条财路。
刘荣甚至不需要将铸币权收回朝堂中央；
只待那含铜量高达六成，即每枚铜钱含铜三铢的新五铢钱，成为天下人一致认可的法定货币，那熔铸与否，便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私下里熔铸，一枚五铢钱你得用三铢铜；
你去少府兑换，也同样是每含三铢铜的旧钱，能换回一枚五铢钱。
这还费时费力熔铸个屁啊？
半点甜头没有的事儿，还不如扔给少府去白忙活。
所以，在钱币这一项上，外朝主要是拿吕太后《金布律》当挡箭牌，劝刘荣不要试图挑战祖先——尤其是吕太后这种特殊的祖先。
盐铁、粮食官营，以及钱币改制，是功侯贵戚们主要的关注点。
至于外朝，则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了三公九卿，以及长安禁卫系统的改制之上。
三公九卿层面的改制，外朝反对很好理解——没人喜欢变动。
尤其是在必要性不够充分的前提下，官僚最抗拒的，永远都是个‘变’字。
因为这个‘变’字，意味着巨大的行政工作量，漫长的行政适应期，以及未知的结果。
说的直白点就是：费劲巴脑的改，无比郁闷的适应，最后还未必比原来的好。
所以，除非是到了再不变就要出问题，而且是出大问题的紧要关头，官僚阶级对于‘变’字的态度，普遍都是一拖再拖。
除了整个官僚群体宏观层面的本能抗拒，在具体的微观层面，不同的个人也有着不同的偏重点。
比如内史属衙的官员，在九卿之首的内史属衙工作，向来都是鼻孔朝天，高人一等；
结果刘荣一言不合，就要把内史各种拆解、降格，最后搞成农业部门：大农？
——凭什么！
我一个内史官员，半只脚踩上千石线的明日之星，一夜回到解放前，跑去做助农官？
在为官之前，我特么本来就是农民！
一个原本贫苦的农民，先是寒窗苦读，后又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好不容易爬上这个位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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